来源：东北新闻网
周恩来重新获得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做政府工作的领导人觉察“左”的错误相对要容易一些，而要在全党范围内纠“左”，却相当的艰难。
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前提是，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前一段的理论和总的错误实践是不行的。
这个道理，周恩来是在庐山会议上悟出来的。
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批评“大跃进”时说：
“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造成另一种迷信。”
毛泽东也坦言：
“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1959年夏天，毛泽东选中了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江西庐山，想在这里一边避暑，一边开一个远离喧嚣都市的“神仙会”。
目的原本很明确，主题是纠“左”，对“大跃进”以来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反思，以便提出对策。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共识。
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1959年的物资分配方案和基本建设的调整。
周恩来在会上对“大跃进”以来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上的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58年的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
本来是客观可能同主观能动结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
这里的批评所指是很明显的。“迷信”谁，“迷信”什么，这种“迷信”是怎样形成的，大家心中都有数。
此时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本人对“大跃进”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才大胆地提出要打破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迷信”，提醒人们重新回到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来。
他接着说：
打破这种迷信之法，是允许树立对立面，左点右点都可以允许，正常的生活，这种空气不要怕，有些东西是不能一下搞成的。
只要在桌面上，允许怀疑，发表不同意见，养成这种听不同意见的习惯。不要造成这是保守、那是右倾的紧张状态。
6月13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时，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持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
周恩来说：
“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
毛泽东也说：
“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
“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毛泽东实际上也是在讲他自己，他也是在碰了钉子后才转弯的。
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变”，毛泽东把核心领导层的人都召到江西庐山。
在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动身南下，到长沙的当天，他便兴致勃勃地畅游了老家的湘江，再次“中流击水”于橘子洲。
第二天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登上庐山，他诗兴大发，写下了《登庐山》一诗。
6月27日离京南下的周恩来，次日在武昌便接到毛泽东从长沙打来的电话，他们商量了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头脑还有些发热，需要降一下温，先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将自己为供会议讨论而选的一些题目告诉周恩来。
周恩来作了一些补充，两人商量后，最后将讨论题目确定为19个：
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团结问题，国际问题。
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提出来的。会前提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早一点进行思考，以便开会之时能够谈得深、谈得透一些。
原为纠“左”大家上庐山开“神仙会”，以至彭德怀的《意见书》出来之后，周恩来还直言“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
由于会前毛泽东已经表示了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所以会上大家在总结经验时，基本上是照着既讲“伟大成绩”又讲“严重问题”这个路子去发表意见的。
后来周恩来在谈到庐山会议初期的心情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在这种心情下，周恩来自7月2日会议开始后，思想侧重点便放在纠“左”上。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有关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正式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
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
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
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给毛泽东写的一封反映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的不实事实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问题的信，印发政治局到会人员，以便让大家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
此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
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7月16日，他在出席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与刘少奇一起总结了建设经验，他说：
在跃进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机会主义。跃进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钢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3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35%，问题是一个一个发现的。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
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7月15日左右结束，参加会议的彭德怀对会议纠“左”不力的局面深感忧虑，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党的“左”倾错误和经验教训的意见。
彭德怀的信虽然也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但他把重点放在坦率地批评“大跃进”的缺点错误上，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存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是尖锐的，但这种批评无论从出发点、内容和方式上，并没有出格，仍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的中肯的意见。
至于他的信中在毛泽东看来，语言上带了一些刺激性，也是一种忧党、忧国、忧民的表现。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到会各同志，并亲自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走向，已经由原来的反“左”，倒向对所谓右倾的反感。本来准备结束的会议也决定延期。
就在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信的这天，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意思是要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人叫上庐山，信的口气是商量，实际上是通知。
信中说：在北京的人，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进行了布置，当天就通知留守在京的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让他们立即上山。
无论是先期上山还是刚刚上庐山的人们，除了毛泽东外，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会议的变化会越来越大。
刚刚印发彭德怀信的那几天，周恩来认为彭德怀的信中所述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针对会上人们对彭德怀信的各种议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曾私下问周恩来：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
7月21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提到“大跃进”中的问题，他还说:
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天继续跃进，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我想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综合平衡未做好……现在必须要落实指标。落实指标不是泄气，就是到底能跃进多大，这个问题要回答，并不是对跃进怀疑。
7月23日，周恩来在同副总理们谈话时，还与彭德怀持同样的观点，他说：
目前的情况有些紧张，要想办法解决得更好，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大跃进中的紧张，胜利中的困难，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主客观都有，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综合平衡没有做好。
要鼓气，但要把虚气去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
他还与彭德怀谈了话，他向彭透露了毛泽东对彭德怀信的看法和自己的态度，他说：
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
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由批评“大跃进”的“左”，开始转向对他所谓的“右倾”的严重关注。
毛泽东一番长篇讲话，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
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3日，经过再三思索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一通令风云突变的长篇讲话，讲话的内容，几乎都是针对彭德怀的信的。毛泽东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也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吧，可以不可以呀？我没有睡觉。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想讲几句。
他的话，越说越重：
现在是党内党外夹攻。右派说，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因为大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根本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我们党内……比如广东军区有那么一批人，当然不很多，也是讲得相当一塌糊涂……我看，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要听……要硬着头皮顶住。
为什么我们可以让人家讲，神州不会陆沉，天也不会跌下来！其原因，就是我们作了一些好事……我希望同志们，多数派，把腰杆子硬起来。
我在少年时代、中年时代也是一股火，人家一讲，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最近这多年我还有这个原则，现在这个原则我也还不放弃，但是我暂时不犯，我硬着头皮听，听他几个星期，然后再来犯你。
办了十件好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把坏的统统登在报上，假定这样，国家就灭亡了，而且应该灭亡。我就赞成灭亡，我就跑到农村去，率领农民，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去），我另外组织，推翻这个政府。
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有关“大跃进”有“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批评，他说：
“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
“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将那些指出“大跃进”的错误的人归到了“思想动摇”、“方向错误”一类上去了。他说：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
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毛泽东话中有话，其中有些话一听便知，有针对周恩来的成份：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很显然，毛泽东有些话是在敲山震虎。
这些话，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周恩来。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判断党内外已经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之势。纠“左”的思路由此阻遏，毛泽东转向了反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场以批判彭德怀为主的反右气氛，开始弥漫庐山会议。接连几天，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观点的人，罗织出一条条的“罪状”，甚至大算起历史的旧账来。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埋头于经济降温并期望庐山会议大力纠“左”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花出一半的精力，去关注反右的问题。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他告诉大家，庐山会议的严峻形势，是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既然发生了，就有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问题。他说：
在政治方向上，我们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但是在战术上，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他强调：
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
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大家都承认还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切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
怎么能够这样安心下去呢？如果我们再这样，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迫不得已的批右，使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但是，周恩来的落脚点，还是在经济问题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庐山，为了落实1959年、196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他与计委和工交部门的负责人逐项算细账，“‘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账”。
周恩来坚持认为，在工作态度上，要正确算账，把账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但还不到猖狂的程度。
既要反右，又要务实，周恩来的内心显然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继续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展开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几次会议下来，彭德怀已经被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彭德怀等人不得不作检讨，检讨的范围，涉及到历史上土地革命时期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最后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接着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了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了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派”气氛的笼罩下，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再一次抬头，计划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的一轮“跃进”风潮。
到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再次提出赶上英国的口号，甚至把赶上的时间确定为5年，还提出用8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主观臆断的赶超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能带来惨痛的结局：
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了26.4%，棉花产量下降了35.2%（滑到1950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下降了54%……
农业生产的全面滑坡，使得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吃、穿、用紧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而国库里除了少量的仓底外，几乎无粮可调。大面积的严重饥荒摆在人们面前，许多省区还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严峻情况。
对于这一段历史，直到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给予公正的评判。决议中说：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尽管历史是由人来演绎的，但是，历史的走向并不完全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反思新中国自1956年至1959年这几年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教训：
首先，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只有充分地尊重这些经济规律，在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有所建树，有所创造，有所突破。离开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必然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逐步递进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与实践活动的艰巨性，只有采取科学求实的认识态度和遵循积极稳妥的实践准则，才能减少盲目，少走弯路。
第三，只有始终不渝地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发挥党的集体智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执政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如果以任何一种方式取消党的集体领导，或者在客观上造成一种“一言堂”的局面，那就必将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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